稳态经济观从物质与能量平衡的角度出发，主张在自然和社会经济两系统中均保持低流通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由于稳态经济观潜在的反消费主义与反技术万能倾向，它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理论，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有必要反思并从稳态经济理论中汲取营养。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并不富裕的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算物质的回收利用账，更要算能量账和低熵物质的成本账。

在以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分析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中，由庇古开创的外部性和社会福利分析、由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引发的环境产权讨论一直是两个最主要的分析进路，而演化经济学的稳态经济理论则从一开始就以异端的形式出现并一直被视为不成熟的、悲观的异端思想而逐步为主流经济学边缘化。从本质上说，前两者的基础仍是新古典的，关注的是作为稀缺资源的环境如何才能在竞争中得到有效率的使用这类问题，但稳态经济理论所立足的基础是资源绝对稀缺、而不是相对于人的愿望的稀缺，它要求的是自然社会的一体性分析，而不是基于自然社会二分法的狭隘经济学分析。在循环经济从一种学术理念和一般实践转化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稳态经济观的许多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

1 基于物质能量解释的稳态经济――演化经济学的生态观

正如演化经济学的旗手性人物霍奇逊所宣称的那样，“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发展和政策建议上反对忽视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流行趋势。”这种将生态包容入经济研究的倾向是由演化经济学“累积因果”的方法论决定的，在追求因果解释的持久追究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上的每一个链条都不存在终点，原则上对于科学研究的范围没有限制，因此，演化分析必须关心社会和自然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搬除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隔绝性的分析边界。因为“所有社会经济体制都嵌入到了自然环境之中，并依赖于它，相应地，人们不得不考虑社会经济体制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类似的效应”。

演化经济学的生态思想代表人物包括肯尼思博尔丁、赫尔曼、戴利和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等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和核能源使用等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讨论产生了一批环境生态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的《熵定律和经济问题》――以低熵稀缺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约束，肯尼思博尔丁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提出了“衡量经济成功的基本标准根本不是生产和消费，而是自然、广度、质量和资本存量的复杂性”的着名论断，赫尔曼、戴利的《走向稳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于伦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人类手段―目的序列，从而强调了人类为何必须从属于环境约束的综合解释，以及艾伦尼斯的物质平衡模型――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对环境有限性问题进行的解释。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反驳了宏观经济学追求无限增长的错误倾向和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技术万能理念，强调人类必须也只能追求的终极模式――稳态经济。

在戴利等人看来，环境生态问题是人类必须面临和解决的终极性问题，而主流经济学无法为环境生态问题提供适当的分析工具或开拓新的理论进路，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指的是一种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而不是就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属性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因而稀缺性只具有相对有限的含义，并不隐含资源有枯竭的前景暗示，主流经济学关心的只是如果世界仅存在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源，市场机制能否将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第二，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价值而非物质，因而规模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不具备物质―能量的含义，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包含经济系统的自然矩阵，而仅仅是包罗万象的经济中的另一部门。这样的理论前提实质上已经蕴涵了与真正的环境主义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主流经济学至多只能引起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关注，但不能解决生产和消费价值取向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增长的技术神话隐含着对人类前景的漠视，戴利写道，“化学从炼金术中发展而来，占星术孵化了天文学，政治经济学这个道德的科学却堕落为政治经济的不道德游戏”。鉴于传统经济学的这种局限性，探寻新的思想范式成为真正的环境主义者不可回避的任务，从一开始，戴利等人就意识到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要赋予经济学新的价值观念，为此须在更大的学科视野中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热力学第二定律成为这种探求的出发点。罗根等人反复强调，物质和能量不仅仅是不灭的，也是不可逆的，一旦低熵转换为高熵，这一过程就不可逆转，人类既不可能创造物质和能量，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取得它们，低熵稀缺是人类经济系统面临的真正约束。在纯物理的意义上，经济过程仅仅是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低熵）转换为废弃物（高熵）的过程，因此不能将经济活动看作是完全封闭系统中的生产和消费的钟摆运动，而必须视为一个利用低熵产出高熵的过程，效率的本质是低熵使用的效率。在《熵定律与经济问题》这篇论文中，罗根强调，所有的经济系统都是一个大生态上相互依赖的生物物理系统的子系统，这个系统存在一系列所有经济系统都必须服从的约束；反过来，从熵的利用角度讲，一切生态系统也是经济系统，如何可持续地利用低熵，是所有生物尤其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必须对待的问题。这种约束的存在使我们必须视经济过程为单方向的不可逆过程，只有钱可以在一个部门和另一部门间循环，而能量和物质则不可能以原有的规模循环，无限的生产和消费实质上就是不断地将低熵无可逆转地转换为高熵，其最终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针对太阳能、核能以及被寄予厚望的再生回收技术的前景，演化经济学家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他们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我们无法对这些技术保持乐观甚至倚重它们而放肆：第一，绝对没有一种技术可以生产出附加的可利用能量或者物质，人类不可能非法制造熵。第二，地球上的东西是个能库，而太阳能是能流，一代人不能改变将来任何一代人所享有的太阳辐射能份额，但上一代人消耗资源的多少将影响后代享有的份额。在这两个前提下，即使再完美的技术都要面对着这样的结局，我们要用物质去获取能量和利用能量并以此去消耗更多的物质，不能回收利用的能量和不能百分百回收的物质只可能给人类造成废热污染，最终整个生态系统就会被不可逆转地破坏，由于生命过程和气候现象都是由温度调节的，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2 逆潮流的政策含义――稳态经济观被边缘化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衡量和评价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戴利等人认为，当我们将经济视为自然的子系统时，评价的体系就超越了以人的物质需要为核心的狭义经济学，而进入了以物理学、技术、经济学和伦理学交织的体系。如果以手段和目的来勾画人类生存发展的序列，这个序列的基础就是低熵的物质能量，它是最终手段，在此之上的则是中间手段，即由技术决定的物质存量，如人造物品和劳动力，再上一级的则属于目的层，包括中间目的如舒适、健康和教育以及属于信仰解释的最终目的。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中间手段的进一步积累不仅不能服务于终极目的，而且会转化为一种危害。而主流经济学恰好就是处在中间层的，它排除了两个终极，既不考虑最终的物质能量约束，也不考虑人的精神关怀，只考虑在技术和资本条件下物质存量与人的满足问题，在排斥第一个终极手段即低熵约束时，它也必然地排斥了最终目的。在考虑终极目的和终极的手段约束时，人类就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生态净化能力有限、可获得资源无限或者资源短缺生态净化能力有限，都不能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只有稳态经济，一个人口和商品库存维持在恒定水平物质和能量的流通率最小的经济才能够持续存在。稳态经济代表了两个系统之间的平衡，第一个系统是物质财富系统，第二个系统是人的系统，这两个系统不会自我恒定，只有保持两者都处于一个低的流通率时，可持续的稳态才会出现。对于人口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低生育和低死亡即高的生命期望值，对于财富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商品的耐用性更好以及花费在生产上的时间更少，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

按照稳态经济观的这种思想，人类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巨大的物质和能量转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及其技术就像是这个链条的马达，它的进步，只是使链条运转得更快，而不能改变链条本身。由于物质不灭，由于能量守恒，由于低熵稀缺，劳动只能是把物质从一种形态，转化成另一种形态，而不能无中生有，凭空创造。在古典经济学的无限地球时代，这种约束还未充分显示，但随着有限地球时代的来临，这种约束使科学主义那种技术无限的信念难以立足了。但否认技术至上，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进步为核心的整个西方文化。因此，尽管自20世纪中期以来，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至上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稳态经济观一直被边缘化。

结合全球化背景，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稳态经济观难以成为一个主流的、被广为宣传和推崇的理论。按照稳态经济观，整个经济的链条同时也是物质和能源的转化链条，人虽然在链条之中获得物质享受，却不能否定人生活在包含链条终端产物的环境中这一现实。现代化如同巨大的热机，它连接着物资和能源转化链条的两端，一端是低熵状态的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一端是高熵状态的垃圾。现代化程度越高，热机的功率越大，制造垃圾的能力越强。国别和地区差异首先是在链条位置上的差异，上游的国家和地区不但优先享用下游的低熵资源，还向下游排放高熵垃圾。古典经济学为我们描述的是：交换，你和我都将更好。而戴利们要表达的是：交换什么？低熵交换高熵吗？谁是下游？上游国家不会将稳态经济观作为政策指导，因为它们需要用高熵去换取低熵，下游国家也不会将稳态经济观作为政策指导，因为它们需要用低熵去换取收入。

由此，稳态经济观隐含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都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稳态经济出发，生产和消费的物资流必须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财富，而不是收入和消费，在物质形态的财富恒定时，经济增长必须是非物质的商品，即服务和休闲，商品密集型的活动如消费应该让位于时间密集型的活动，人类的时间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具有极高的机会成本。对于必要的生产和消费，他们主张生产耐用的和可再生的，耐用的含义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上的耐用消费品，它主要指一切耗用低熵生产出的产品应尽可能地使用较长的时间再作为高熵物质回到循环利用体系中去，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对能源和物质的消费，“耐用性不仅仅意味着一件特定的物品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其含义还包括商品废弃之后其作为同种或者其他商品的原材料回收利用的效率”。这样的思想无疑是商品经济社会里的叛逆，它主张的不是消费需求而是要控制它。第二，针对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危机，戴利汲取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静态经济的思想，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和建立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张，认为人类应该停止传统的经济增长，加强国家共同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控制。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今时代，这种不合潮流的学术主张和政策建议与深信科学技术力量的西方进步论文化是完全不兼容的。着名的经济学家索罗和罗默都曾质疑和批评戴利的学说,认为他是一个释放“资源稀缺幽灵”的杞人忧天者。其理论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妄想，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尽管说出了皇帝衣服的真相，戴利等人却一直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奥德塞式的人物。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也表达过类似于稳态经济观的这种忧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关系的同时，也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不同的是，马克思是在制度批判和社会变革这一语境中来关注生态问题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过程既体现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考察物质与人的自然关系就不能脱离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反之亦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也是一个自然与人以及人和人关系变化的过程，劳动过程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价值增值过程则体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体现。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不仅加深和拓宽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进程的速度和广度，也深刻地影响到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一俟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这种连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就被资本所雇用并从属于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提高利润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资本家主宰了更多的自然物并摧毁了劳动者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这种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极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一极，它表现为环境恶化与资源耗竭等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一极，它则表现为贫富分化、劳动者生存和生产条件恶化以及社会的两极对立等问题，这两极所产生的问题在根源上是同一的，即资本无限地追求利润的逻辑。

历史的进程表明，马克思这种深层的制度分析是具有前瞻性的，在稳态经济观出现20多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的污染工业、依赖自然物质的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以及他们对能源更加奢侈的消耗。日本学者宫本宪一指出，“对社会的一般生产手段实现优先，对社会的共同消费手段实行节约，对社会共同消费手段的节约可以让社会总资本的利润或者社会效益上升，对资本而言是一种减少资本浪费的方法。”联系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结合马克思的论述来重读演化经济学的稳态经济观，令人深思我们无法保持乐观。

3 循环经济――可以从稳态经济观中借鉴什么

近年来，循环经济成为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命题之一，其意义不言而喻。

循环经济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有很多相似点，但并不完全相同。在目的上，循环经济和稳态经济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两个基本要求――代内关怀和代际关怀。它们都关注即每一代人内部的公平，即代内关怀，也关注各代人之间的社会公正，即代际关怀。无论稳态经济观，还是循环经济理论，都要求人们在使用能量和物质时必须符合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要求，这种要求基于一种对人是一种与其他物种分享生态栖息地的物种这一属性的深刻认识。在理念上，循环经济和稳态经济都倡导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注重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在手段上，两者都看到了控制“流量”的重要性，例如，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和再利用原则，前者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后者旨在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这和稳态经济观的低流通率和耐用消费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虽然两者都主张社会―经济―自然的一体化分析，但从根本上说，稳态经济观认为经济系统隶属于环境巨系统，他们借助现代物理学的进展，用热力学定律对这一问题进行物质能量的诠释，主张经济学超越传统的生产和消费问题，转化为生物物理能量的循环效率问题上来。而循环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还是把经济与自然视为同一系统的不同子系统，追求的是资源生产率，这超越了传统经济学那种视自然为经济的子系统和要素库的看法，但和稳态经济观的视角明显不同。这一差异导致两者在实际操作中的政策主张也不同，稳态经济观强调人口和资本系统的低流通率，要求在物质规模一定的前提下最大化人类福利，并且不拘泥于单纯的物质流通计算，而要算能量账；而循环经济实际上是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这种观念对熵转换中的能量问题并不重视，它要求的是，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材料，最终生产出对环境无污染的有用物来，并强调整个链条的低排放性。

如果用稳态经济观去审视当前的循环经济政策，首要的问题是，整个链条的生产消耗了多少物质和能量？比如，在一些处理电子垃圾的产业中，高熵状态的垃圾的确被处理为低熵状态的物质重新进入了流通环节，按照循环经济，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有多少废弃物排放？而按照稳态经济观，首先要算这一过程消耗了多少能量和物质（比如水、电）以及造成了多大的人体伤害。稳态经济观的信条始终是：人类不可能非法制造熵。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并不富裕的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算物质的回收利用账，更要算能量账和低熵物质的成本账，这或许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稳态经济观对我们有价值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