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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时代”下的全球经济困境与中国发展
深刻认识和把握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将有利于我们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2019年8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综研国际报告会。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全球首席战略师鲁奇尔•夏尔马(RuchirSharma)围绕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下面临的“4D问题”、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应对之策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夏尔马先生重点指出,近几年,全球经济整体处于较为低迷状态,间歇性波动不断,有几大全球性问题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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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8-20 10:36:47

       深刻认识和把握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将有利于我们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2019年8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综研国际报告会。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全球首席战略师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围绕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下面临的“4D问题”、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应对之策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

       夏尔马先生重点指出,近几年,全球经济整体处于较为低迷状态,间歇性波动不断,有几大全球性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

       人口增速的放缓(Depopulation)给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当前,全球人口发展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人口增长总体趋缓,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普遍下降,发展中国家的降幅更为明显。自2005年起,全球劳动人口增长率已下滑至1.1%,过去20年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也仅为3.5%。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自2003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年度增长开始低于2%,到了2015年增长第一次为负数。从长远看,人口的负增长易造成劳动力供给短缺、储蓄水平降低,同时还会降低消费需求,这些变化都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生产率的减速(Declining Productivity)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的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更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有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将大大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水平。从理论上看,新兴技术革命的兴起有助于提升生产率。但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生产率却出现负增长,两者走势背道而驰。中国近十年来科技发展迅速,但其增量资本产出率自2008年起主要呈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生产率的放缓。

       债务的增长(Debt)加重全球经济增长的“包袱”。债务危机一般都有临界点,过了该临界点,不仅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还将导致经济衰退。临界点一般在负债快速增长的第五年,当负债连续五年超过GDP增速40%,经济就会出问题。全球债务的上升,意味着债务风险也在积累。如果从债务上升的承担者企业来看,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放缓,企业财务就会恶化。2010年以来,根据一些国际机构估算,中国不仅债务占GDP的绝对比重已经上升到300%的水平,债务的增速也较快。债务的增长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持续快于GDP的增长,流动性丰沛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会引发泡沫,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债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已成为全球经济突出的下行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的发展风向出现偏转,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逐步蔓延。在“去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壁垒增加,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也受到阻碍。其中,最典型的事实便是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GDP的增长水平。同时,全球跨境资本流动也出现大幅的下降,如2007年全球资本流动占GDP的16%,而现在却只占到2%。“去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如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在2016年开始出现下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在2015年也出现下滑。

中国经济应发挥自身优势,以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困境

       尽管受制于“4D问题”的影响,但夏尔马先生认为,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经济仍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

      科技创新的生态系统将为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当前,处于新经济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之一,40%的全球电商交易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全世界40%的电动车产自于中国。同时,中国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也是全球前三大科技风险投资国家,30%左右的工业机器人来自于中国,30%左右的独角兽企业来自于中国。中国民营经济也正在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创造了近70%的工业产值。另外,中国的科技创新提升了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改善了就业质量,有效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

      针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应增加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弹性。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以前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正逐渐放缓。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实际上和其它发达国家历程一样,都源自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一旦这个进程到达成熟期,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降低。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经济增速等指标在每个季度月度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综合以上考虑,应适当降低GDP增速预期目标,与当前的潜在增长率相吻合,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也体现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该目标也可以确保实现比较充分就业,这对中国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

      用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与优势,应对日益突出的债务问题。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债务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是历史上从来没见过的现象。靠债务、靠货币发行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种泡沫的存在,并开始采取措施来积极稳妥地解决高债务、高杠杆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国政府协调来处理债务问题,同时控制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让中国的债务慢慢得以消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处理债务,如债务重组、资产证券化、清算,这将有助于减少债务风险,提升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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