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有着不同角度：政府部门总结主要从管理角度，行业协会总结主要从工作层面，学者总结需要理论视角，只有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循环经济一词，虽然从国外翻译而来，是“舶来品”，却有着地地道道的中国内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劳动人民循环利用物品的习惯是文化基础；追求生生不息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思想基础。我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内涵不断扩大、思路逐步清晰、重点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认识升华和模式创新。本文主要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创新层面，讨论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

一、生生不息：从效仿食物链到延伸产业链

       生生不息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哲学内涵。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认知。循环经济所隐含的思想古今中外皆有，不仅出现在哲学、宗教或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势变迁、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

       自然循环是循环经济之师。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农业案例不计其数，很难考证哪个地方出现得更早更好。美国农学家金在1909年考察了中国、日本和韩国农民后认为，“中国人像是生态平衡里的一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据经济史学家考证，“桑基鱼塘”在990年前的唐朝业已有记载。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通变之谓事，《系辞》如是说。“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的名言，本意是人的经济活动要效法自然规律。本人在2005年曾将循环经济内涵概括为15字：效仿食物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作家哲夫认为：“此链，藏有先天易数，源起于自然，含天地之玄机，衔阴阳之变化，适万物生长之道。”这个链，既有东西方智慧，也有古今人聪明，反映了日月经天以久，江河行地以远，万物生生不息，社会可持续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破解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源环境瓶颈，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有效途径。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地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地球资源有限性和人类需求无限性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纷纷寻求对策以破解这一矛盾。1965年5月10日，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一文中提出，地球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行星，是一艘“宇宙飞船”，人是这艘宇宙飞船上的“乘客”。在这艘宇宙飞船上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只有在人数很少且技术不发达时，地球才能被看成是一个无穷大的资源库；人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利用船舱里的废物，经济再生产主要依赖于资源再生产；人不能随意污染环境，不能把地球看成下水道或垃圾场。鲍尔丁因而被我国学者认为是循环经济概念的较早提出者。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1990年出版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第二章是“循环经济”；在该章构建了资源可持续管理的三条准则：一是可再生资源开采量不能大于其再生能力，二是耗竭性资源的减少不能超过新增的探明储量，三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不能大于环境同化能力。耗竭性资源的开采应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来补偿以保持可持续性；毕竟矿产资源一旦遭到开发，就无法避免被采光的时候。鉴于资源存量的有限性，人的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提高效率以减少资源耗竭、开发使用可再生资源。资源循环利用可以减轻环境压力，规模化的循环利用则要资金投入，且对环境同化能力产生额外负担，即再生资源产业发展产生的二次污染会导致环境同化能力的下降。

       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有关废物循环利用的论述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论述废物循环和环境问题的有近百处。虽然工业革命以来国外提出循环经济概念的时间早于我国，我国的循环经济实践却引起了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重视，并确定为与中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也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推动了全球循环经济发展和研究。参加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的外方专家，通过与中方专家的合作深化了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并将中国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案例推向了世界。2015年本人受邀到欧盟“绿周”介绍中国循环经济时发现，就在论坛的另一个会议室里，联合国环境署的专家在讨论中国的循环经济案例，天津技术经济开发区（泰达）废物交换俱乐部是一位专家的发言题目。

       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长期指导方针。中国历来人地矛盾突出。虽然我国有着广袤的国土，人口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这种格局在明清以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因而需要资源的高效利用。虽然我国循环利用资源历史悠久，出现循环经济这一词汇时间却不长。1994年，《再生资源研究》首次出现“废弃资源的资源化，其本质是自然资源的循环经济利用”的提法。再生资源产业也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我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负责协调该优先项目时，听说过一个故事：内贸部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加拿大调研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情况，而加拿大方面推荐的介绍人是一个中国人。这说明，国人循环利用资源的习惯带到了国外，也影响国外再生资源产业发展。

       中国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几任国家领导人重视的结果，也有自上而下的特征。2002年10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第二届成员国大会讲话中指出：“只有走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全国人大环资委、环保部相关领导和专家对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国合会2003年启动了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召开第一次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2005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出台，循环经济也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国家和地方规划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特色之一；与鲍尔丁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一文中提到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道理相通。

       2013年1月，《国务院关于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近期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出台；其中要求，在工业、农业和商贸服务等生产领域，加强产业上下游的联系、工艺革新和生产配套，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能源的分级利用；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建设产业园区，加强园区的生态化改造，共享资源，变废为宝，吃干榨净，发挥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效应，形成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能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和规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快再制造产业发展和“城市矿产”基地建设；倡导文明、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减少一次性产品消费，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循环经济一词逐渐由循环发展所替代。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出台；其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途径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简称“三个发展”）。很多学者认为，三个发展的内涵相近，本质均要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以用绿色发展来替代。本人参加了中国工程院承担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绿色发展课题的主报告研究起草，专家意见也有所体现。党的十九大将绿色发展提升为绿色发展理念，成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循环发展一词出现频率逐步下降，有专家甚至认为中央不提循环经济了，其实是不准确的。

       与此对应，十三五期间的循环经济国家规划，被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明确为《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循环发展引领计划》，从概念到行动、从总体思路到推进重点，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从行业、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拓展到行业和企业之间，增加了共享经济的内涵，这里就不多加重复解读了。

二、利用最大化：从资源循环利用到商品和服务共享

       利用最大化是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和经济学内涵。利用最大化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既包括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也包括商品和服务利用最大化。一般解释是，在同样产出条件下资源消耗要尽可能的少，或在同样资源投入条件下经济产出要尽可能的大。也可以用分子分母更通俗地比喻：在分子不变条件下尽可能使分母变小，或在分母不变条件下尽可能使分子变大。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或效果之一是环境保护，可以一举多得。

       资源综合利用，一直是我国资源节约的主要手段。唐朝时的“桑基鱼塘”、20世纪50年代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以及21世纪以来的循环经济发展，目的均是提高资源效率。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原物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的方毅副总理推进的攀枝花钒钛、甘肃金川镍矿、内蒙古包头稀土的综合利用，是工业循环经济的先行者。

       试点先行，是我国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典型做法。自2005年起，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启动两批178家单位的循环经济试点。各省市区也开展了省级试点，133个市区县、256个园区、1352家企业被确定为试点单位，以探索企业、园区、社会三个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十二五”期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实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园区循环化改造，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再制造产业化示范，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示范，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等八大工程。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2011年启动第一批9家、2013年第二批5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试点，向社会开放，进行循环经济知识和实践普及。总之，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优惠等措施，约束或激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和“工业三废”吃干榨尽，促进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发展模式。

       循环发展是对发展模式而言的。为进一步推动“十二五”循环经济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借助科技部项目资助，研究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提炼出60个循环经济模式。这些模式虽未正式发布，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也凝聚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心血。事实上，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隐含的科学原理或经济学理论，均可以从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桑基鱼塘、稻鸭共生等）中找到雏形。下面加以简要说明。

       桑基鱼塘模式。主要做法是：在低洼河滩地挖一挖，挖出来的泥堆在四周形成基，中间成了水塘。塘里养鱼，基上种桑；塘泥挖出来用作桑树生长的肥料，桑叶用来养蚕，蚕的粪便喂鱼，形成物质循环链。基塘模式类型多样，如蔗基鱼塘、果基鱼塘、花基鱼塘、杂基鱼塘等，抽象的物质循环和科学原理是一样的；不少工业循环经济模式，本质上也是上游的废物变成下游的原料，或“废物变原料”。“废物变原料”可以用“打麻将”来做通俗的比喻。“打麻将”在我国的一些地方非常流行。打麻将前的第一件事情是定规则，并取得大家的共识。每局麻将中均可能出现“上家打出的牌（废牌）变成下家吃进的牌（原料）”的情形。打麻将中包含了很多经济学原理，如“抓牌”还是“吃牌”有个机会成本问题，也就是抓牌与吃牌，两者只能取其一；要不要吃牌，取决于打牌人的策略，因为打某种类型的牌是不能吃牌的；牌手间的出牌技巧及输赢，本身就是一种博弈，等等，等等。

       稻鸭共生模式。稻田里养鸭，利用动植物间共生互利关系，也利用空间时间生态位及鸭的杂食性：将鸭养在稻田里，以鸭捕食害虫代替农药治虫、以鸭采食杂草代替除草剂、以鸭粪作为有机肥代替部分化肥，从而实现以鸭代替人工为水稻“防病、治虫、施肥、中耕、除草”等目的。类似的共生模式，如稻田养鱼、养蟹、养虾等。稻鸭不仅“共享”水资源，即经济学中的“要素共享”，还存在相生相克关系。在自然系统中，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比比皆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脂泥、脂泥养水草、水草清水塘，是其中的一例。我国古代将之抽象为金、水、木、火、土阴阳五行。相生关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关系是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在生态学教科书中，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的对应角色分别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在普及循环经济知识的初期被我国专家广泛介绍，也是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中的角色定位。

       以沼气为纽带模式。南方的“猪－沼－果”、北方的“四位一体”“五配套”等，均属于这种类型。“四位一体”是建温室大棚利用太阳能养猪养鸡、种植蔬菜，人畜粪便作原料发酵生产沼气用于照明，沼渣作肥料又用于种植。四位一体，既可以解决农村能源供应，改善农民生活和卫生条件，又可以减少蔬菜生长中农药化肥使用，从而达到提高粮食品质、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五配套”模式：建一个沼气池、一个果园、一个暖圈、一个蓄水窖和一个看营房。实行人厕、沼气、猪圈三结合，圈下建沼气池，池上搞养殖，除养猪外，上层放笼养鸡，形成鸡粪喂猪、猪粪池产沼气的立体养殖系统。将这种关系进一步拓展，表现为在空间布局和产业联系中，将“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做”或建设园区共用基础设施。前者是针对企业之间共用生产资料而言的，类似于“拼七巧板”，目的是物质和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后者是相对于基础设施而言的，类似于“城市地铁”：在不超载的条件下，一趟车上坐的人越多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成本就越少。

       需要提出的是，“废物是错置的资源”是有条件的；尽管这一说法被许多循环经济学者看成是至理名言；一些地方的循环经济规划也追求产业链的完美延伸。事实上，有些物质是能循环利用的，有些则不然。能否工业化循环利用的物质大致分三类，第一类物质循环，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合理。如各种废金属、塑料、纸张、玻璃、催化剂、水等。第二类物质循环，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不一定合算，如一些建筑材料、包装材料等。第三类物质循环，几乎无法实现，如涂料、油漆、杀虫剂、除草剂、防腐剂、防冻剂、炸药、燃料、洗涤剂等。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对上述三类物质的循环利用应区别对待：第一类物质应尽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循环利用；第二类物质应在技术可行和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使企业有利可图；第三类物质，则要研究代用品或替代方法，如用生物法替代杀虫剂等。

       利益驱动，是企业循环利用自然资源的持久驱动力。如果资源循环利用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就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即政府要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措施，激励企业开展废物综合利用，毕竟企业不会做亏本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基础设施、技术支撑、公众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国家制定相关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是非常必要的。须知，资源循环利用也是有顺序的：首先应当减少废物的产生；其次是重复利用（闲置品的回收利用属于这个范畴）；接着是经过再制造或智能修复后加以利用；有些废旧商品不能利用了，零部件还可以拆解下来加以利用；再接着是资源化，如废旧轮胎破碎后用于公路建设辅料；最后是无害化处理处置。一般而言，先是物质循环利用，然后才是能源化利用。一些地方将易拉罐回收熔化再做蜡烛台式的低值利用，不是循环经济的方向，而要追求利用价值最大化。尽管钢铁行业已研发成功热能的分级利用、梯级利用技术，但能源特别是蒸汽等热能是不能循环利用的，否则永动机早就造出来了。

       总之，循环经济，是一种发展，是用发展产业的办法破解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矛盾。如通过煤层气发电，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瓦斯爆炸对矿工安全的威胁，还能增加能源供应，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是一种新型发展，是从传统线性增长转向循环型增长，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从依赖自然资源的增长转向依赖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增长，从重视发展的数量转向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一种多赢的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提高资源产出率的同时，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兼顾发展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兼顾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正是有了发展的内涵，循环经济才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正是有了新型发展的内涵，才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途径，生态文明建设也才有了抓手，才能落到实处；正是有了多赢的内涵，才能破解工业化城镇化中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矛盾，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完成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使命，早日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提升价值链，仍需破除认识和制度障碍

       发展循环经济，企业是主体，因而应当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展循环经济也可以收到保护环境的效果，因而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离不开政策激励和约束。产业园区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场所。以下，我们将对园区布局、产业链延伸、企业策略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一步加以讨论。

       循环经济空间布局，既要考虑发展基础，也要考虑发展趋势，更要有创新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态产业园模式。一个空间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不能到处规划布局产业链，而要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在产业规划和园区设计中，既要以“局部反映整体”，也要注重细节决定成败。无论如何研究生态学文献，都找不到生态产业园中的组成要素在生态学中的地位，因而需要创新性地工作，不仅要考虑单个产业链延伸，更要关注系统运行的持续过程。每一新的开始或新的产业连接均是一种新的创新，一个组织的再生产也是一种新的创新，一个组织的每个行为都是一个创新的机会。每个成功企业的内在要素都是相同的，但不像塑料花那样可以复制或批量生产；而失败的企业各有不幸。在进行空间布局和生态产业园规划时，不仅要采用系统论、信息论和运筹学思想，还要吸收混沌、突变论、自组织等新理念，将一个组织的生态特性尽可能应用到规划设计的战略、模式和运作层面，提供一个结构优化、市场拓展和产业联系的发展空间。

       产业链延伸应当“适度”，并非越长越好；结构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自然系统中，食物链层级是非常有限的，而单靠一种方式或单一食物源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正常物质循环一旦被打断，将导致物种的死亡或新的物质诞生。企业新生和死亡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只有对外部环境变化敏感并逐步适应，才能增加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当一个企业进入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就要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环境，并与其他企业形成共生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问题，确立核心价值和商业目标并为之努力。对一个生态系统而言，部分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整体，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核心价值。生态系统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重视相互联系和结构远比重视部分更为重要。例如，瑞士手表的所有零件都可以拆下来欣赏，但精美漂亮的零件并不能显示时间，相互联系与结构才使手表正常工作。只有抓住系统变化而又不失解决局部问题的能力，才能避免“千里长堤溃于蚁穴”。

       生态园区中的企业，应保持原料来源和产品的多样性。生态学家卡逊曾指出，“自然的奇迹”之一是其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大多数生物群落存在功能冗余；企业产品的多样性及与时俱进，也十分重要。一个企业如果仅会生产赶马车用的鞭子，汽车上市后的冲击将是致命的。多样性也不是越多越好。许多产品开发成功带有偶然性，新产品进入市场也非易事，既要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又要接受市场考验和认可。企业如果不能提升预测、学习和改变自身的能力，会在变化的环境中“撞上山墙”。显然，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极为重要。在园区，既要“龙头”企业，也要配套生产企业；既要竞争，也要共生共享。按照经济学原则，分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较多的配套企业可以提高效率。“小的就是好的”一书揭示了其中的道理：更多的就业机会将会带来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并非企业越多更好，正如用一点杀虫剂可以减少农作物病虫害，但用多了会造成土地、水和健康等问题。一个系统出现主宰物种，系统死亡将难以避免；如湖泊长满了蓝藻，湖泊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同理，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存在垄断企业，该行业的创新将受到抑制。任何系统均存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可能性，龙卷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都会带来自然系统的变化；在商业竞争环境中，企业也需要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最适应市场变化者才是最大赢家。

       利用最大化，本质是成本节约。线性经济最终将被循环型发展模式所替代，因为线性经济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是污染物，循环经济则要“从摇篮到摇篮”，因而可以减少原材料和能源投入。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会追求能源和资源消耗的最小化，社会运行也不例外。将不同的生产环节连接起来，可以更有效、创造性地分享资源。产品租赁或共享模式是更高层次的循环经济，核心是抓住了人们需要服务而不必拥有产品的这一本质，而“再制造”为共享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订单生产”成为可能；网上订购比商店购买商品便宜，因为不要库存。实践中，工厂往往要囤积关键材料以备急需，但储备太多会减少敏感性、并使资源和弹性变差，因而须在有效储备和敏捷响应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浪费、不贪多”。技术革命的冲击是无处不在的，有时打败自己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产业系统而言，弄清交易成本有时比延伸产业链更为重要。无论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还是无害化处理，增加商业和社会成本是必然的；统筹废物流、发展智慧物流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有助于降低商业和社会运行成本。

       制度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企业行为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日臻完善，但在循环经济发展和项目选择上，绝大多数企业仍会关注产业政策和政府导向。钻政策“空子”是企业本能，但关注政策并形成依赖“惯性”就会有风险，毕竟政策有时间和空间效应（如补贴会随时项目的实施而逐步取消，地区政策也存在差异化）。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和思维范式，不仅可以用于产品开发、产品分析和生态设计，还可以通过技术选择、组织结构（如机制）、人员竞争（如教育）及法规建立，使产品和生产技术、工艺更为实用，使社会活动更为有效，使人们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这也是企业低成本发展的必然选择。务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要从制度上克服循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某种角度看，废物对原料的替代，价格起着关键性作用。“废物变原料”是在企业内部完成，还是由其他企业来实现，企业应当权衡，并应该符合规模经济或经济规模的要求；企业间的“链接”项目，或园区中新增的“补链”项目，应按照价值规律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而不是“拉郎配”，这对于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总之，认识上的障碍、行为上的短视、制度上的缺陷等，对我国循环发展而言，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惟此，循环经济才能得到永续发展，才能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早日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